天价医药费医生谈“医德”！

天价医药费主治医生:医德滑坡是体制问题

30岁的医生王雪原从未想过自己会以“背叛”的极端方式在医疗界大出风头。作为哈尔滨天价医药费事件中的关键人物，患者翁文辉的主治医生王雪原日前(本报记者12月1日采访哈医大二院时，院方称王雪原已经失踪———编者)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电话连线采访。

记者：你为什么敢于站出来说话？

王雪原：现在，网上有好多人质疑我站出来说话的动机。我想说的是，哪怕这名患者花的不是500多万元，而是5万元，如果新闻媒体给我机会，让我站出来说出事实，我也会答应的。这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而是一个医生的医德问题，一个人做人的底线问题。

我深知医生工作的艰辛。尤其像我们ICU病房的医生，面对的都是危重病人，每天直面生死，压力非常大，也非常辛苦。但是再怎么辛苦，或者遭受了不公正待遇，或者因为制度等原因，没有享受到国家给的优厚条件，都不能成为医生随波逐流的借口。我不希望躲在网上发点牢骚，然后回到现实中继续过那种随波逐流或者内心挣扎的生活。

记者：能否说说你经历这起天价医药费事件的过程？

王雪原：患者翁文辉病得很重，作为他的主治医生，最初我把全部精力集中在他身上了。后来，通过一系列的事情，感觉ICU病房管理比较混乱。首先是于玲范主任多次让其他医生冒用我的名字下医嘱。其次是患者家属自备药品无人监管，发生过丢失事件，患者家属也反映过此事。就这两方面问题，我专门提醒过于玲范主任，她却置之不理。

从7月31日开始，我明显感觉科里的气氛不太对劲。那天科里开会，主任说她对患者翁文辉的病历不太满意，让大家(包括我)对病程记录单、医嘱单进行大规模修改。我没理会她。8月5日，主任找到我说，患者的病程记录不合格，她都给我撤掉了，不重写也得重写，并给我留好了空格，内容也限制好了。我认为，病程记录是最原始的东西，绝对不应该更改，主任往下撤，肯定有问题。

8月6日患者去世后，医院应患者家属要求成立了一个调查组，我参与了查账，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许多收费账单与医嘱都对不上，我非常震惊。

按照我们医院的流程，医生下达的医嘱，要由护士录入微机，然后领药。由于没人监管，护士领多少药，医生根本不知道，也就是说医生与收费账单是脱节的。我们护士长有微机的录入密码，她对相关内容是否进行修改，谁也不知道。我在查账时看到，药品一般都是隔几天多领，隔几天正常领，再隔几天多领，显然是蓄意而为。我感觉这里面的漏洞太大了！

记者：你觉得自己在这起事件中充当了何种角色？

王雪原：现在看来，我和另外两名住院医生都被利用了。有时我认为某些药品不应该用或者不需要用那么多，但主任让用，我不敢不执行，否则贻误了病情，我负不起这个责任。因此，我经常感到无能为力。

记者：你当医生几年了？有什么样的感受？

王雪原：我是硕士毕业，当医生4年了，很多人都羡慕我的工作。实际上，如果这样一个环境每天带来的是一种痛苦、矛盾、屈辱，让我无法忍受的话，这个职业再有多少人向往，回报再丰厚，也只能算是谋生手段，而非事业。

眼下，很多人一提起医疗领域的不良现象，都将原因归结为体制的问题。但实际上，从我们基层的角度来看，恰恰是有一些人利用了体制上的漏洞从中牟利。目前，医务界流行着一句顺口溜：“领导干部帝王化，普通医护人员奴隶化。”从个别医院来看，确实存在这种情况。小到一个科室，比如科主任、护士长，位居权力金字塔的顶尖，没有人监管他们。科室中普通成员的前途、命运都掌握在他们手里。从研究生开始，你能不能毕业，能不能留校，让不让你考博，让不让你外出学习，给不给你晋升职称，全都是科主任说了算。没有民主、公平的机制来评价你，你会觉得活得很压抑。我们主任的孩子生病了，要由科里的住院医生打车到学校接出来，亲自送到门诊看病，就像家仆一样。到了年终院里考核，科里的成绩都成了科主任的功劳。民主评议时，主任就盯着你是否给他画“优秀”，谁敢不画呀！

记者：这起事件让你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王雪原：可能辛辛苦苦一辈子就是为了最后病这一场。现在不仅仅是农民看不起病，连我们也看不起病。我每月平均收入两三千元钱，可是在我们医院ICU病房住一天24小时，平均花费5000元，我拿一个月工资顶多能住半天院，这就是残酷的现实。所谓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不足为怪。

记者：你认为应该如何解决当前的医德滑坡问题？

王雪原：这个问题恐怕得问卫生部部长(笑)。在我国，600多万名医务工作者实际付出很多，但大家的经济收入、社会地位与外国同行没法比。由于投入与产出严重不成比例，面对生存压力，白衣天使的道德防线其实很脆弱，这就出现了比较有趣的现象：“非常有良心的医生，另谋高就；差一点的，随波逐流；最差的，为了逐利不择手段。”

目前，在我国实行高薪养廉还不现实。我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得在医疗体制上进行改良。  

７０多岁的离休干部翁文辉生前在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心外科重症监护室（简称ＩＣＵ病房）住院两个多月，竟然花去医药费数百万元。这是什么样的治疗？那么多钱又是如何被迅速“吞噬”的？这起天价医药费事件的亲历者——患者翁文辉的大儿子日前在京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

在我父亲住院期间，一次我设法进入ＩＣＵ病房看他时，他劈头就骂说是我把他害了！当时，我很不理解。看了医院的天价收费账单后，我全明白了。

我父亲是今年５月１８日住进哈医大二院的，因为肿瘤科给做化疗导致呼吸衰竭，于６月１日转入ＩＣＵ病房，直至８月６日凌晨去世，在ＩＣＵ病房花掉住院费约１３９万元，另外还有我按照医生吩咐外购药品费用４００多万元。多亏我经商多年有些积蓄，可是也架不住这么祸害啊！我发现医院的收费账单中，大部分收费项目与事实不符，有的收费甚至达到荒唐地步。

为回应我的质疑，哈医大二院曾组成调查组，对我父亲的每日费用清单以及医嘱单等进行核对，并出具《关于患者翁文辉在我院住院期间的初步调查》，对药品、化验和手术材料费等收费情况做了说明。

在这份《初步调查》中，我发现了以下问题：

一、多收费。“病房化验调查结果（明细表）”中，医嘱合计２１１９（次）、化验报告单为１９０２（次），收费汇总单却成了２０３０（次）。“２０３０－１９０２＝１２８（次）”，也就是说，医院多收了１２８（次）。其中在肾功化验中，医嘱为１５６（次），化验报告单为１４４（次），收费汇总单为２２８（次），“２２８－１４４＝８４（次）”，即多收了８４次，但医院在“备注”一栏里只承认多收了３（次）；而在关于化验的说明中，医院又解释说“检查科一份报告中含有多个检验项目，如肾功，收费总次数是２７次乘以４（项目）＝１０８（次），但报告只有２７份”。前后自相矛盾。

二、乱收费。在“血库项目（明细表）”中，ＲＨ血型鉴定、血小板交叉配合实验等１１个项目，既没有医嘱，也没有化验报告单，却被收费８９５（次）。同时在“病房化验调查结果（明细表）”中，异常白细胞形态、异常红细胞形态等５个项目，也没有医嘱和化验报告单，被收费１８（次）。

三、重复检查。我父亲住院期间被收费化验２９２５次，平均一天４４次。他老人家没有糖尿病，可是血糖化验（收费）达５６５次，平均一天近９次。

重复检查、过度治疗在我父亲身上，可谓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初步调查》承认的２９２５次收费化验中，医嘱与化验报告单、收费汇总单全部相符的只有３５份。《初步调查》还显示，医院给我父亲在４８小时内做了４３次血气分析，并解释说“存在这种情况，因每一小时做一次，４８小时４３次正常”。

另外，收费账单显示，６月３日，医院给我父亲做痰培养５４次，一张化验报告单的结论是“有菌”，其它５３张为“未查获真（细）菌”。７月５日－８月４日，短短一个月时间里，医院给我父亲输入各种液体１吨多。输入液体总量最多的７月１３日，一天将近１７０公斤，相当于一名正常成年男性体重的２倍。

一小时做一次血析，整整持续了两天，谁能经得住这样的折腾啊！医院竟然说是正常，这不是拿人的性命开玩笑吗？一天２４小时，怎么做得过来５４次痰培养？而且结论不一样，我到底应该相信哪个？天天输那么多液体，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能受得了如此狂灌吗？

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背后又隐藏着多少触目惊心的事实呢？要是我跟医院细抠，每天的收费单和医嘱都对不上，天天在花冤枉钱。不管是交５万元，还是１０万元，甚至２５万元，总是一两天之内就被通知钱已用光。

最让我不能容忍的事情有三件：一是我花费几百万元给父亲外购药品存进ＩＣＵ病房，多数不翼而飞。发现问题后，我买药都买两份，买一份怕父亲用不上。我父亲的主治医师王雪原证实，他接手我家自备药品１０多种，但这些药品的去向十分可疑。一次，其他患者出现真菌感染，医院没有“克赛斯”这种药，ＩＣＵ病房主任于玲范让王雪原把我父亲的药给那个患者用。还有一次，我发现一种药品没给我父亲用，就质问于玲范，于玲范说借给其他科室了。我跑去一问，那个科室的人说，早把药钱给了于玲范。

二是医院从上到下串通一气，弄虚作假。我办理出院结账时，医院分别于８月１２日和８月１５日打印了同一份“住院病人费用明细单”。在血液收费栏中，一张单子上列有“血费”“冰冻血浆”“红细胞”“浓缩血小板（冰冻）＋浓缩血小板（新鲜）”四项，收费分别为１２９７２元、６００元、６９００元和１７２５元，总计２２１９７元；而另一张单子只列了“冰冻血浆”“红细胞”“浓缩血小板（冰冻）＋浓缩血小板（新鲜）”三项，收费分别为６００元、６９００元和１７２５元，总计也是２２１９７元。同一份“住院病人费用明细单”，不同时间打印出两个版本，而且在项目缺失的情况下，收费总额竟然相同，明摆着是伪造的。

我现在手里掌握着３０多张医院收费账单，上面加盖的收费公章大概有１０种。这些公章形状不一，有圆形的、方形的、菱形的；名称也五花八门，分别为“登记专用章”“住院处现金收讫”“预交金收款”“预交金专款”“预交金收讫”等。哪家医院有这么多公章啊？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三是医院给患者用了不该用的药。进口药品“珍怡”的使用禁忌症清清楚楚地标明：“有肿瘤进展症状的患者和严重全身感染等危重病人在机体急性休克期内禁用。”我父亲的主治医师王雪原在一份证言材料中证实，从６月１日起，医院给我父亲用了“珍怡”。曾有专家警告说，“珍怡”是生长激素会刺激肿瘤增生，应该立即停用。王雪原向ＩＣＵ病房主任于玲范请示，于玲范坚持继续给用。于玲范这样做是为了帮助外国药厂推销药品，从而达到出国旅游的目的。在我父亲抢救期间，于玲范接受药厂邀请出国数天。科里很多人看到了她在菲律宾“晒太阳”的照片。

我父亲患的是皮外T细胞淋巴瘤，长在右大腿上，最初只有绿豆粒大小，是我硬把他送进医院治疗的。

我花了天价，想不到我父亲却被治死了，这让我遗恨终生。(新华社 杨步月、王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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